诊室里，医生通过计算机评估系统采集患者的基线数据，完成一系列精细评估检查;回到家中，患者手绘一段段曲线，组成“心境五线谱”，服药、心境转换、应激事件等信息通过网络系统上传，形成量化治疗的数字档案，及时反馈给医生;在线上平台，医生随时解答患者和家属的各种问题，预警提醒、心理调适等功能为患者提供便利……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每位抑郁症患者都会经历这样的全程量化治疗。然而就在十几年前，面对不同的抑郁症患者，精神科医生们还只能依赖自己的经验治疗。

抑郁症是全球重大精神疾病之一，全球共有约3.5亿名抑郁症患者，我国抑郁症患者人数超过9500万;而在一年内被诊断为抑郁障碍的患者中，仅有9.5%曾接受过卫生服务机构的治疗。以经验性用药为主，缺乏持续全面的评估与管理手段，导致我国的抑郁症临床治疗有效率低、复发率高，疾病负担严重。

十余年间，北京安定医院院长王刚带领团队，致力于推动抑郁症临床治疗模式从“粗放的经验性治疗”向“精细的量化治疗”转变——成立国内第一家抑郁症治疗中心，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抑郁症的“量化治疗技术”，首次在中国人群中验证了全程量化评估治疗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相关研究成果写入中国与国际抑郁症治疗指南……

如今，他还在不断探索相关治疗技术的创新，只为了一个朴实的目标：抑郁症是可以临床治愈的。

王刚

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

做有用的研究

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王刚就知道自己今后要走什么样的从医路。

“1987年高中毕业，我就想学医，但是高考成绩不太理想，落在了最后一个志愿——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本科生代培项目。”谈起自己当精神科医生的“初心”，王刚的回答很直白，“当时的入学协议写得很清楚，毕业后到北京安定医院工作。”

大学五年里，和所有医学生一样，王刚学习了临床医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真正接触精神科，其实只有短短的3个月。当时，位于西城区德胜门外的安定医院正在建新的住院楼，医院在西三旗地区临时借址设立了分部，一共4个病房。王刚本科一毕业就被分到了西三旗分部，当一名住院医生。

“当时的西三旗就算是郊区了，工作环境和条件比城里差了不少，在职工食堂吃饭都能吃到苍蝇。”回忆起那段“苦日子”，王刚却笑意盈盈，“就是在刚工作的这3个月里，我努力学习了很多专业知识，恨不得多干点活儿，能感觉到自己在迅速适应、提高。”

有一次，负责整个西三旗分部的大科主任带着医学生查房，查到王刚的病人，点名让他介绍病历。“我按照老师教的规范来分析病例，做诊断，在治疗方法上提出自己的想法。”王刚回忆，当时专家说的一句话，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

“一名工作3个月的住院医生，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我感到很满意。”专家话音刚落，在场的20多名学生齐声为王刚喝彩。“大家都没想到，我仅工作了3个月。”王刚笑着说，正是这句不经意间的鼓励，让他更加热爱精神医学专业，“做这个专业，我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两年后，凭着出色的成绩，王刚报考了首都医科大学的硕士生，师从当时安定医院的院长蔡焯基，深入研究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表现。为什么选择抑郁症?王刚给出的答案也很简单——因为它“可治愈”。“随着社会发展、社会转型加快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面临的压力也会增加，这类病人可能会越来越多。”他进一步解释，“我就希望能把病人治好，让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这是作为医生最大的成就感。”

彼时，国际上已经研发出第一代抗抑郁药物，而“抑郁症”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还很“晦涩”。一家生产新型抗抑郁药物的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市场调研，发现社会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和识别存在很大误区，甚至专业人员也缺乏足够的了解。

王刚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点。“大量的新药被介绍到国内，带来了很多全新的治疗理念，在临床不断积累经验的同时，我对抑郁症的认识也更加深入。”王刚说，当时的自己总觉得学得还不够，他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攻读临床精神药理学，“我要找到更多手段去解决患者的问题。”

读博期间，机遇再次向他抛出橄榄枝。“平生第一次出国，是到马来西亚参加一场学术会议。”王刚说，那场会议上，一位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科主任讲的有关精神药物的研究报告，让他特别感兴趣，“一散会，我大着胆子追上老先生，用‘Chinglish(中式英语)’跟他讨论问题。老先生简单问了我两个问题，就递给我一张名片，让我给他发个简历。”

就这样，当时已成长为病房主任的王刚，开启了国外求学之旅。2001年，他作为国际精神药理学会从中国选派的唯一代表，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后。学习一年后，他又进入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临床研究。在国际顶级的医学机构从事科研工作，王刚收获颇丰，“全面掌握科研方法的同时，作为一名中国的临床医生，我也在思考回国之后要做点什么。”他说，自己将目光聚焦到临床研究的方法学，“当时国内的医学院校是没有这门课的，但是在中国，我们拥有大量的患者资源，这正是我回国从事临床研究的优势。”

为此，王刚用了一年的时间，白天在研究院做实验，晚上参加培训，学习临床研究方法学。“我希望实验室研究中的新发现，能在患者的身上得到验证。”带着这样的想法，2003年底，王刚成功申请到一项国外的科研经费，支持他回国开展临床研究。

2004年，王刚带着先进的科研理念回国，进行了一项关于精神类药物的临床试验。“虽然当时的研究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从研究课题的设想、申请到实施，让我意识到‘转化医学’的重要性。”王刚说，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尝试“转化”，做对患者有用的研究，“把基础研究的一些发现拿到临床上去验证，转化为创新技术和产品，更好地服务于临床，给临床带来改变。”

让治疗可量化

2004年起，随着国内对抑郁症认知的普及，前来医院求助的抑郁症患者已经占据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大部分。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学成归来的王刚迫切想要将专病专治的专业化诊疗模式引入安定医院。

王刚曾遇到过一位男性患者，知识水平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收入可观，家庭和睦。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别人眼中的“好好先生”，却陷入了无尽的悲观情绪中，甚至有自杀倾向，被诊断为难治性抑郁症。“到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效果并不是很好，我建议他尝试电疗。”王刚回忆，当时他和患者进行了一次交心的谈话——

“怎么每次看病，您夫人都不陪着?”

“她不理解，觉得这病丢人，说我就是意志不健全。”

患者的回答刺痛了王刚的心，他严肃地说：“这可不行，我得给您做电疗，回去一定跟夫人商量一下，需要她的同意。一周之后，我等着您来。”

一周之后，王刚等来的不是患者，而是一条短信：“这两天有时间吗?想约您吃个晚饭。”

“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但是那两天医院里确实忙，我就婉言拒绝了。”王刚说，那条回复短信的后果，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几天后，他得知患者跳楼自杀了，“如果那顿饭我去吃了，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局。”

“抑郁症患者其实有主动求助的愿望，他们需要一个安静的休养环境，需要家属和专业医生的陪伴。”经历过无法挽回的遗憾，王刚向医院提出，成立一个专业的抑郁症治疗中心，为患者提供覆盖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的全病程治疗。

2006年，在院领导的支持下，王刚牵头成立了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这是国内第一家以抑郁障碍为主攻方向的大型临床医学中心。“我们决定要从抑郁症临床治疗的痛点下手。”王刚解释说，我国对抑郁症的求治率较低，仅有10%;抑郁症的规范治疗率更是仅有0.5%，复发率却高达50%至90%，“当时，国内对于抑郁症的治疗还大都停留在经验性治疗的水平上，治疗方式粗放、不规范，临床决策不是基于量化的评估指标，院际间、医生间的诊治水平差异很大。为此，我们开启了抑郁症治疗模式上的创新探索。”

如何规范抑郁症治疗模式?2006年，依托抑郁症治疗中心建设，王刚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提出“基于量化评估的治疗”理念，建立了抑郁症量化治疗系统。“量化治疗在国内精神科领域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这一治疗模式相当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让临床医生在进行规范化评估时有据可循。”王刚介绍，量化治疗技术涵盖量表评估、药学监测、化验指标等关键决策值，分别从医生和患者角度对疾病开展多个维度的综合评估，在关键治疗点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为了验证量化评估治疗在中国患者人群中的效果，王刚带领团队在国内开展了第一项大规模采用随机对照方式验证量化治疗有效性的临床研究。“我们建立了抑郁症的全程量化评估系统，验证其在抑郁症诊治过程中的有效性及可行性，探讨适用于专科医院的标准化、可操作性的量化治疗方法。”王刚说，研究结果令人惊喜，数据显示，患者对量化治疗的依从性优于常规治疗，量化治疗组的治疗有效率达86.9%，显著高于常规治疗组的62.7%。

2015年，这一研究结果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发表，是该期刊抑郁症领域第一篇来自中国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此后，该研究成果又相继被《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和国际三大抑郁症指南之一的加拿大《CANMAT成人抑郁障碍管理指南》所采纳;2020年写入国家卫健委《精神障碍诊疗规范》。

让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为临床服务的新技术，王刚说到做到。2016年底，北京安定医院推出了一种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全新治疗模式——全病程量化治疗，分为门诊治疗和家庭治疗两个部分。依托网络平台和手机App，患者也可以从过去的单纯接受治疗者，转化为治疗的参与者，每个患者有自己的数字化治疗档案，医生、患者、家属共同参与量化治疗系统，让治疗效果更稳定、更理想。

“这项技术其实很好学。”王刚解释，团队开发了一整套适用于中国人群的量化评估工具，临床医生通过短期培训就能够熟练使用抑郁症量化治疗系统，不增加医疗成本，便于在各级各类医院中推广开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院际间、医生间诊疗一致性差的问题。

此后，王刚团队将量化治疗技术推广至全国29个省份、200余家协同研究单位，培养了数千名精神科医护人员，形成了涵盖各级各类综合或专科医院的抑郁症全程量化评估的规范化治疗体系，在超过14000余名抑郁症患者中进行了验证应用。

为情绪“画像”

小雪(化名)是个爱写诗的姑娘，年仅22岁的她，却是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老患者。患病8年，她先后7次入院接受治疗。而她的病情却与常规的抑郁症有所不同——不仅会产生低落情绪，还会伴随着躁狂的状态。这种症状在临床中被称为双相情感障碍，治疗难度比抑郁症更大。

“我真的很累，这种感觉很奇妙，我求自己不要这样变来变去的，让我搞不清楚自己是谁……”每次住院，小雪总会重复类似的话语，令人欣慰的是，她从最初抗拒治疗到主动寻求帮助，再到现在已经可以用“心境作图”的方式，很好地分析自己的情绪波动。

小雪有一本记录自己情绪的图册，每一页上，弯弯曲曲的折线图反映了她每天的情绪变化。这个有趣的方法正是全程量化治疗里的重要一环。“高低起伏的折线，意味着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治疗更加复杂。”王刚解释，对于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想尽办法让患者的情绪提升，恢复到正常的水平线，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情绪，有时低落、有时精力充沛、有时明显高涨，甚至还可以“一低一高”同时存在，“这就需要我们的治疗手段更加精细化。”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的发展，针对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也在变得更加智能。“原来的定量评估手段，主要靠量表。现在，我们正在尝试借助智能设备获取患者的生理和行为指标，开发情绪量化数字评估技术。”王刚说。这意味着，很多和小雪一样的患者，一个简单的表情变化，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传感器，实时传输给医生;而依托大数据应用管理平台，医生也可以更加精准地实现对患者情绪、疗效、不良反应、自杀风险等的综合评估。

王刚和团队的一系列探索，已经初见成效——

围绕抑郁症防治工作，开发融合微表情及语音识别技术的抑郁症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准确率高达95.8%;通过数字表型实现客观情绪定量，用于抑郁症远程病情监测，预测复发准确率达80%;开发青少年和成人数字化心理治疗、智能运动处方等自助式疗法，建立交互式全病程管理平台，将抑郁症1年复发率由33.6%降低为24.9%……

如今，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已从成立之初的2个病区、100多张床位，发展到5个病区、300张床位。中心紧密追踪国际先进趋势，建立起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及大众网络服务为一体的大型抑郁障碍综合诊疗服务平台。

作为全国抑郁症协作组秘书长，王刚正在牵头编写新版《中国抑郁障碍治疗指南》，为制定更细化的、更符合国际标准和临床需求的治疗规范积累循证学依据。与此同时，他还引领了国内精神科临床试验评价体系、创新药物和仿制药物的临床开发，所带领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排名全国第一。

面对如此丰硕的成果，王刚却来了一句：“还不够，不完美。”

怎样才算完美?也许要等到所有患者都能像小雪的诗里形容的一样：“生活中的一切，从灰暗逐渐变得明亮，一直保持鲜亮。”来源：北京日报